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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微信售卖演唱会门票,骗了上百人

陈艾远赴香港看演唱会,却遭遇无票尴尬。 /晨报记者 张佳琪

晨报记者 肖 翔

16岁的陈艾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拿出压岁钱打算去香港看一场偶像的演唱会,却会经历这么多波折。贝贝也没想过,自己十多年的闺蜜,竟然会编造了那么多信息,骗走自己和家人近80万元……

凭借微信朋友圈推广演唱会门票的套路,龚怡欺骗了众多歌迷的钱财,最终也将自己送进了看守所。

赴香港看演唱会遇尴尬

16岁的陈艾是韩国歌手权志龙的忠实粉丝。今年6月,朋友给陈艾发来一个二维码,说认识的一个“黄牛”在卖权志龙香港演唱会的门票。看到信息后,陈艾立马添加对方为微信好友。而这个声称有票的“黄牛”,正是龚怡。

因为朋友之前在龚怡那儿买过门票,陈艾对龚怡十分放心。6月20日,在咨询好价格之后,陈艾拿出自己过年时存下的压岁钱,通过支付宝向龚怡转账了2000元全款,预订了一张8月25日权志龙香港演唱会票面价值1888港币(折合人民币约1588元)的门票。

然而,从陈艾支付了全款那一刻开始,龚怡便不再积极地回消息。官方售票开始后,陈艾隔几天就问龚怡关于门票的情况:“她先是说在路上了,之后却又问(买的)什么座位,几张票。”

7月26日,架不住询问的龚怡提供了一个快递单号给陈艾,但陈艾上网一查,却并没有相应的单号。

眼看着离演唱会的日期一天天临近,陈艾也变得焦急起来。这场演唱会一票难求,龚怡售卖的价格也远低于其他“黄牛”开出的价格,陈艾也得到了龚怡的再三保证,说到时一定能出票。

最终,陈艾是在外婆的陪同下,去香港打算看演唱会的,由于两个人之前从没去过香港,出发前,陈艾妈妈特地给龚怡打电话,龚怡告诉她“放心去,票一定有”。

然而,陈艾8月21日到香港后,龚怡先是说“在安排送票”,之后又说“手机没电”。等到8月22日上午,龚怡发微信称,“票已经在送来路上了”,到中午却又说送票的人“明天到香港”。

23日上午,陈艾又给龚怡发去微信:“姐姐,票子大概什么时候送到,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龚怡给出的回复是下午。然而到了下午4点,龚怡又称“在路上”。晚上9点,当陈艾再次发去信息时,就再也收不到龚怡的回复了。

直到25日演唱会开场,龚怡既没能给陈艾送到票,也没给陈艾一个说法和解释。

闺蜜一家被骗走近80万元

贝贝是龚怡的高中同学,两人曾经是亲密无间的好闺蜜。在5月20日之前,贝贝从来没想过这个大方热情的闺蜜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她的家境不错,在我的印象里,她从来没去上过班,平时在做一些小生意。”去年年初,龚怡开始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一些票务信息。通过龚怡以优惠的价格成功买了几次票后,贝贝的老公蔡先生开始在微信朋友圈帮着转发。

“龚怡发的都是一些很热门的演出,价格也很公道。我帮她发了后,时间久了,朋友、朋友的朋友都来找我买。”蔡先生说,一开始龚怡都会给票,可渐渐地,龚怡似乎有些不对劲:“她寄票很慢,能拖就拖。有时候来不及了,在演出开场前才把票给别人。”

这样的情况持续到了今年5月初。龚怡几个月前就放出消息称,5月20日,李荣浩将来上海开演唱会。蔡先生当时也转发了龚怡放出的票务信息,前后给龚怡转了1万多元票款。

但到了5月,官方却迟迟没有放出这场演唱会的相关信息,意味着这场演唱会不会举办。蔡先生让龚怡退款,然而龚怡却说要等15个工作日。

“我当时想,等就等吧,谁知15个工作日过去了,她的退款还没到账。”无奈之下,蔡先生只能自己先掏钱退给朋友们。

然而,这场子虚乌有的演唱会却只是个开始,龚怡告诉蔡先生,周杰伦将于7月7日、8日、9日在上海体育场连续开三天演唱会。蔡先生通过朋友圈转出了190张票,陆续给龚怡转账近30万元。

这几场演唱会到最后也没开成,让蔡先生十分恼怒的是,龚怡到了演唱会前几天,也不答应退款。

据蔡先生统计,从今年2月到5月,他转给龚怡的钱款中,有总额将近80万元的演唱会门票没有兑现。而这近80万元,他和购买门票的这些人,都没有收到任何退款。

因涉嫌诈骗已被刑拘

8月23日傍晚,蔡先生联合几位被骗的网友,将龚怡约了出来,并将其扭送到了派出所。

受害者还建立了一个人数超过100人的微信群。据不少受害者介绍,他们当初之所以相信龚怡,是因为她一直自称是票务平台“西十区”的工作人员。此前,她也曾在朋友圈中提到过,借助西十区“陈老板”的人脉资源,拿到了门票。

对于龚怡的说法,西十区票务交易平台明确予以否认。

“我们老板不姓陈,龚怡也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曾在平台工作过。”西十区平台的公关人员如此回应。

目前,记者从虹口警方了解到,龚怡因涉嫌诈骗已被警方刑事拘留,具体涉案金额还在调查当中。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微信朋友圈推广套路多

记者梳理后发现,龚怡使用了多种手段和方法,在获取网友信任后,轻易骗走了巨额钱款。

1

赠票给朋友,号称有门路

蔡先生说,当初之所以会开始帮着龚怡出票,是因为不想欠人情。“她之前经常送一些演出的门票给我们,我们觉得不太好意思,所以每次她在微信朋友圈发信息卖票,我们都会帮着转到自己的朋友圈。”

“她一直跟我说在票务网站有人脉,在朋友圈里塑造的也是这种形象。”贝贝说,龚怡今年1月11日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一条消息里,提到“感谢西十区陈老板的票子”,配图是周杰伦演唱会的现场图片。3月份,龚怡又发了一条提及“西十区老板”的内容。此外,演唱会后台工作证、门票打印机等诸如此类的信息,同样充斥着龚怡的微信朋友圈。

2

低于市场价出票骗取信任

让蔡先生和更多受害者选择相信她的原因,还在于龚怡出票的价格。

蔡先生说:“有时候她能7折拿到票,有时候甚至能拿到没有票价的内部票。”

另一名受害者谢飞表示,一开始跟龚怡也是朋友关系,“看到她在朋友圈发信息售票,就找她买过几次票。之后看她卖的票比较便宜,就开始帮着她转票”。

他说,龚怡卖的票通常会低于市面上流通的票面价格。久而久之,像蔡先生和谢飞的很多朋友,都对龚怡建立起了信任,成为了她的稳定客源。

然而,当蔡先生多次向龚怡讨要退款时,龚怡却告诉他,自己的票很多都是加价向别的“黄牛”购买的,根本不是从主办方那里拿的票。“说实话,我有点相信她这个说法。因为同一场演唱会,拿到票的概率,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打个比方说,她收了两个人1000元,再花1500元去买一张票,只给一个人。”

3

虚构演唱会信息骗取钱款

在演出活动正式卖票之前,不少“黄牛”会提前放出未经确认的小道消息,以便提前获取粉丝的门票订单。龚怡也经常在微信朋友圈放出一些演出活动的信息,甚至还会自己PS演唱会海报来进行宣传。

“4月份的时候,她就跟我说6月24日,权志龙会来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开演唱会。之后,她又跟我说李玟6月24日会来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假话说多了,她到后来自己都不记得了。”蔡先生说。

龚怡还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过“2017年鹿晗全国巡回演唱会”的海报,海报上标明了不同档次的票价和巡演的城市。龚怡宣传时称,鹿晗巡演是7月8日在上海开始。消息发布后,也有不少粉丝通过蔡先生支付了全款。而这场演出,事后被证实也是龚怡编造出来的。

“她还说陈奕迅8月5日将在上海体育场开演唱会,后来官方都出来辟谣了。”蔡先生说。

4

不走第三方平台逃避监管

记者注意到,每个被骗的受害者跟龚怡之间,都是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来交易的。所有的钱款都转到了龚怡的个人账户,这也导致了之后的退款困难。

“我之前跟她说过,开个淘宝店或者是走闲鱼。有第三方担保监管,其他人买票会更放心。”一名受害者回忆,龚怡的说法是,“如果这样的话,她的票就会被‘黄牛’全部买走,然后再高价卖出”。

“是的,一般淘宝店铺卖的演唱会票价的确很高,当时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现在想来,实际上就是为了逃避监管。”该受害者说。

在受害者组建的微信群里,大家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收到过她发的同一个快递单号,而这个单号还是个假的快递单号。

“因为一般临近演唱会,大家才会催她。甩一个单号给你,她可以清静几天,能拖延几天是几天。”蔡先生说,“在路上”、“你到时来现场取票”等,都是龚怡应付买票歌迷的常用托词。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XX你就坚持60秒!

原标题:弱化、虚化、边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清理整顿刻不容缓!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力已经刻不容缓。

政治功能是党组织第一位的功能,提升组织力是加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建设的必然要求。

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不少短板,甚至出现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最终严重阻碍了组织力的提升。

针对农村党支部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处偏远的党支部面临的各种难题,应该怎么办?

乡村振兴了,选人问题才好办

河南某县委组织部长说,之所以出现基层组织力下降现象有三大原因:

其一是农村空心化。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的人都外出了,导致无人可选,无人可用。这也是客观上造成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老化、弱化、宗族化的主要原因。

其二是村干部压力大待遇低。特别是近几年,脱贫攻坚任务重,要求严,一些村干部有厌倦情绪,还有些人撂挑子不干。个别村庄,别说选“双强”党员和村干部了,连班子都配不齐,而这恰恰又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可乘之机。

其三是干部走读现象严重。一些村干部自己就不在村里住,只有开会或上级检查时才回到村里。在一些偏远村庄,现在村里的工作主要靠上级选派的“第一书记”和大学生村官来支撑。这些人积极性较高,能力也强,但他们大多是“飞鸽”牌的,不是“永久”牌的。

记者观点: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现在中央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十分重视,投入也很多。许多村党员活动室建起来了,设备买来了,活动场所也有了,但缺乏有能力、有水平的“带头人”。

不少干部认为,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想真正实施到位,基层组织建设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要想加强,人才是个大问题。

不然,思路有了,规划有了,资金有了,没有人来干,乡村依然没办法振兴。只有乡村振兴了,大家才愿意回农村发展和生活,那样选人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关键还是抓好“带头人”

陕西省永寿县店头镇党委书记王高林:加强农村组织力建设,关键在于抓好带头人队伍建设。

一个好的村支书,对于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意义重大。建议提高村支书队伍的薪资待遇、扩宽其政治出路、加强教育培训和能力提升,以吸引更多的优秀年轻人回到农村发展。

陕西省永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从强:近年来,永寿县注重从年富力强的村干部、热心村上事业的退休或退二线回乡居住干部、外出打工致富返乡人员、退伍军人、学校毕业未就业学生等“五类人”中发展党员,并择优选拔村级后备干部队伍,成效明显。目前,全县有26名经济能人进入村级班子,其中7人已经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陕西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教授曹武军:在解决好农村无人可供培养这一严峻问题的同时,对于那些个别村支书在发展党员时优亲厚友的问题一定要严肃追责。否则,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会大大降低,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将会产生不利影响。

记者观点:

在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过程中,基层党组织中懂党务、精党务、善抓党务的干部严重不足。

县乡党委分管党务的领导忙于经济发展,把主业当副业、把副业当主业问题突出,这也是影响基层组织力提升的制约因素。

在“村域”之外引智引才

基层干部建议:在一些基层组织薄弱却也后继无人的农村,在培养选拔党组织带头人时,可以尝试突破本村、本乡限制,拓宽选人视野,探索公选、公开招聘等方式,在“村域”之外的更大范围内公开引智、引才。

记者观点:

记者在山东潍坊、德州、济宁等多地调研了解到,如何真正把“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吸引到农村、扎根在农村,是各地普遍面临的困境之一。

目前,外来精英中的嵌入型村干部普遍存在定位模糊问题,许多人存在镀金想法,有的长期“走读”,有的大学生村官被长期“借调”到县乡机关。

因此,有必要强化嵌入型村干部的“村民”意识:

一是规定第一书记驻村期间,必须全身心投入村庄帮扶工作,不得走读;

二是规定大学生村官驻村期间不得借调,要让大学生村官树立“村里人”的意识。

(原题为《弱化、虚化、边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清理整顿刻不容缓!》)

半月谈评论:基层党组织“入口关”岂容失守

邓伽

最新一期《半月谈内部版》刊发的专题报道《有“形”无力的农村党支部》中披露,有的农村基层党支部发展党员优亲厚友,支部变成“自家后院”;有的支部将优秀人才拒之门外,却把文盲、地痞流氓、“村霸”发展入党;有的支部多年没有发展过党员,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严重,甚至连支部大会都开不起来。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农村党支部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更是引领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的先锋队和主力军,其重要性无须赘述。值得警惕的是,在一些农村,村党组织的“三化”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公信力,上述乱象让群众敢怒不敢言,甚至被诟病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这些乱象,无疑凸显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亟待加强,基层组织力亟待提升。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从主观方面看,部分地方的村支书作为支部的带头人,在政治素养上不合格,行为做派上“一言堂”,权力观上出现偏差。要么背弃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专权、弄权、贪权;要么专门在“自己人”中发展党员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维护宗族和小圈子私利;要么借口压力大、任务重、待遇低而干脆“撂挑子”;要么工作思维简单粗暴,“谁听话发展谁,谁的拳头大发展谁”。

从客观方面看,部分乡村凋敝、人才外流导致农村党员队伍老弱化或无人可发展,是个不争的事实。另外,基层组织制度缺乏刚性约束,管理制度缺乏科学细化,监督制度和党员权利流于形式,导致民主程序上随意性较大,对流动党员的管理跟不上时代发展,党务公开和组织生活成了一本“糊涂账”。

基层党组织“入口关”不能失守!

面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艰巨任务,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清理整顿和“强本固基”刻不容缓。

重中之重,是加强“县乡巡察”,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薄弱村党支部和村支书进行重点巡察,将违规发展的党员和少数村霸式的村干部坚决清除出队伍,防止“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其次,应完善基层党支部长效性的组织制度、管理制度、监督制度,扎紧扎牢制度的篱笆,“精准化”提升基层的组织力。

再次,针对部分农村党员老弱化、流动性大以及人才紧缺等问题,应综合发力,探索“强村带弱村”、政策激励保障、创新流动党员组织生活机制、创建返乡人才库等措施,让基层党组织活起来、动起来、强起来。

责任编辑: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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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发红包抢红包成了市民一项新的娱乐方式,很多人乐此不疲,也受到青年男女的追捧。昨日,达城市民吴先生后悔不已地向本报热线2382258来电称,因自己给前女友发了5.20元的红包,造成现任女友与自己彻底“拜拜了”!

吴先生说,他今年23岁,在达城一家公司上班。今年春节刚过完,其亲戚给他介绍了一名女朋友,几天相处下来,双方觉得比较情投意合,他也甚是欢喜。3月8日这天,为了显示自己的幽默感,他还给现任女友发了3.8元的红包,当时女友也很开心,还一起吃了晚饭、唱了歌。

而他前任女友每年是3月15日过生,在这天他“下意识”地给前女友发了一个5.20元的红包,就是这个红包引起了祸端。3月19日,他和两个同 学在茶楼斗地主,现任女友坐在旁边玩手机,两个小时过去了,大家玩得都很开心。不料,女友的手机没电了,把他的手机拿去玩耍,他当时想都没想就把自己的手 机交给了女朋友。

可不到5分钟,女友大发雷霆,并当着两个老同学的面把他手中的牌扔到地下,同时还大声地质问他,问他是啥意思?当时把他也搞晕了,不知发生了啥情况。这时,女友哭泣着打开他的手机说,为什么过节只给她发3.8元的红包,而给前女友发5.20元的红包?

同时,女友还边哭边说到,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而是爱与不爱的事。由于此事自己理屈,向女友解释太多也无济于事。加之,两个老同学站在女方的角 度,说他“缺点多”,这更让女友觉得委屈。为了表示真诚,为了留住这段感情,他现场给女友发了520元的红包,遗憾的是,女友没有接受,就这样两人不欢而散,爱情走到了尽头。

“输了这场爱情,我挺后悔!”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对前任女友并没有非分之想,只不过朋友一场,希望对方生活得更好而已。即便现在和现任女友分手 了,他也不会和前任女友再续前缘。最后,他明白了生活一定要有“规则”,也奉劝那些哥们,5.20元的红包不要乱发,否则会步他的后尘。(来源:达州晚报 本报记者 罗丁山)

就在日本国会开始审议外交和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及预算前夕,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抛出以“扩大的人民解放军的活动范围与其战略”为副标题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6》,每一章题目都极具渲染效果。

不久前公布的胡润富豪榜显示,北京已成为世界上亿万富豪最多的城市,而分析中国亿万富翁去年人数激增的原因,据说就是股市造富运动,尽管随后中国股市崩盘,但中国的超级富豪们几乎毫发无损,挺了过来。

空置率过高、荒无人烟、一到夜晚就漆黑一片、让人不寒而栗……中国的“鬼城”,是快速城市化的产物,警示我们反思中国的财政体制、政绩观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如果有了一个欲望,然后通过自己的能力或者外部提供的条件满足这个欲望,你会有一种幸福感;当这个平衡被打破,你会感觉到痛苦。

原标题:墨西哥男子下跪求婚 女友激动捂脸转身离去?

许多女孩都梦想着能获得男友当众下跪求婚的浪漫桥段,然而墨西哥新莱昂州一名男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勇敢地单膝下跪向女友求婚时,女友激动地捂住嘴,默默地流下眼泪,当大家都以为求婚成功时,结果却大出众人意料之外。

视频中可看到一名穿着衬衫的男子突然在舞台上单膝下跪,还准备了一束玫瑰花送给女友,希望对方能够答应嫁给他,接着便拿出准备已久的戒指,围观的群众见状也跟着鼓噪,热情的拍手鼓掌,一同见证这对情侣幸福的时刻。

面对男友突如其来的求婚,带着毛帽的女主角激动地捂着嘴,一脸不敢相信的表情,接着缓缓地走向对方收下了玫瑰花,正当大家开心地以为“她答应了”的时候,她突然边捂着嘴边摇起了头,眼中带着泪水拒绝了对方的求婚,接着便转身离开,留下悲情的男主角与错愕的群众。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事件发生在墨西哥东北部新莱昂州的圣尼古拉斯市(SanNicolásde los Garza)附近的Paseo la Fe购物中心。

责任编辑: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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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共中央全会为何五年召开七次?| 十九大十九问

十九大前,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十八届七中全会)11日在北京召开,为即将到来的十九大做准备。

至此,作为全国党代会闭会期间的中共最高领导机关,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在五年任期内召开了七次全体会议。

国是直通车 侯雨彤 制

为何五年召开七次?

这可在中共党章中找到依据:“党的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全国代表大会如提前或延期举行,它的任期相应地改变。”“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

综观近年来中共中央一至七次全会,一中全会通常在全国党代会闭幕后随即召开;二中全会于次年春季全国两会前召开;三中全会于同年秋季召开;四至七中全会则在随后每年秋季召开。

这一机制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乌鲁木齐书店推出迎接党的十九大重点主题出版物展示展销专区中新社记者 刘新 摄

中共一大时,鉴于党员少、地方组织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此后由二大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再到五大时的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逐渐成形;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机制,则是从五届一中全会正式开始的。

1927年,中共五大选出由31名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取代此前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即举行了五届一中全会。

1928年六大至1945年七大期间,中共举行了七次中央全会,六届一中全会至七中全会跨越了17年。中共建政后直至改革开放前,由于党代会会期不固定,历届中央全会的次数也不尽一致。

承担相对固定的职责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全会仍在历史上写下了不少重要篇章。

如1949年在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1978年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福建举办喜迎“十九大”我们的节日——名家剪纸艺术作品联展中新社记者 刘可耕 摄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会五年召开七次全会基本形成惯例,程序更加规范,且每次全会都承担相对固定的职责。

一中全会通常担负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重任;

二中全会通常为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国家机构推荐领导人选;

三中全会通常就经济改革发展作出重大决策,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四中全会推出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五中全会主要议题是“五年规划”,如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议;

六中全会通常就党的建设作出重大部署,如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七中全会承前启后,为下一次党代会进行文件及程序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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